思想并非凭空涌现的幽灵，而是人类在漫长的物质实践与认知发展中逐步凝结的智慧结晶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指出：“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”，强调思想必须依托社会实践和物质载体才能存在和发展。这一论断揭示了思想的社会性与历史性——它既不是纯粹的脑内活动，也不是孤立个体的主观臆造，而是人类集体认知求索的必然产物。

    毛泽东在《实践论》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逻辑：“认识从实践始，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，还须再回到实践去。”思想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反复经验、持续修正的结果。现代认知科学研究佐证了这一观点：大脑通过不断整合感知信息、建立神经联结，最终形成复杂的思想结构。意识不是某种预设的程序，而是实践催生的系统涌现。

    罗素在《人类的知识》中指出，思想的可靠性依赖于逻辑规则和经验验证的双重约束。金岳霖在其《论道》中也强调，思想的合理性必须符合外部实在与内部逻辑的一致性。这一观点在现代人工智能领域得到映照：神经网络的学习过程本质上是“思想”在数据训练中的逐步校准，印证了思想的建构性。

    维特根斯坦在《哲学研究》中批判了“内在思想”的神秘化倾向，提出**“意义在于使用”。在他看来，思想的有效性不取决于某种纯粹的理性内核，而是由其在实践中的功能性决定**。这呼应了现代社会科学的“具身认知”（Embodied Cognition）理论，即思想不仅是大脑的计算结果，更是身体、环境与技术工具共同塑造的动态产物。

    综上所述，思想的形成是一个扎根实践、受制于逻辑、修正于经验的过程。它既是历史的积累，又始终朝向未来开放。科学、哲学和社会实践的整体进步，不断重塑思想的边界，使其成为认知求索的永恒旅程而非终点。